怀念我的父亲周厚复和两个母亲
（本文由周厚复先生长女周蔚芸女士在化学系百年系庆时提供）
我的父亲周厚复（字载之）是一位杰出的化学科学家，他在1933年—1942年期间担任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对教学科研多有建树，他学术造诣出类拔萃，对原子理论有精深的研究，他撰写的有关原子结构的论文，曾被英国皇家学会推荐为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评选论文，他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物理有机化学家（注一）。2001年，浙江大学接受捐资建造化学楼，特将大楼命名为“周厚复化学实验大楼”，以此来纪念他对化学研究以及浙大化学系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注二）。
父亲额头宽阔，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个聪慧、正直而又十分勤奋的知识分子，精通英法德日四国语言，他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祖国，奉献给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在科学研究前沿，勤于探索，不仅力求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重视将科研创新成果用于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他培养出大批优秀化学人才，包括优秀的军事化学人才。在战乱环境，设备简陋的条件下，他进行了尖端科学研究，发表了许多高水准的论文，提出了创新的观点，它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创造了不少诗词著作。可惜他正逢抗日战乱年代，身心遭遇种种重创，后期又罹患精神疾病，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抱负和才华。正如他的学生刘广定先生在《周厚复简传》一文中写道：“他当时是处于理论前沿，可惜生不逢辰，又生不逢地。”
父亲出生于1903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侵略和瓜分中国，用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青年时代的父亲就忧国忧民，常以复兴中华为己任。
父亲有兄弟四人，父亲最小，排行第四。祖父早年去世，大伯父厚生继承父业，经营扬州闻名的老字号荣祥丰酱园，作为长兄他要求三个弟弟都和他一样经商，三伯父厚觉（字任先）被他留在店里学生意，以后在金融界服务。二伯父厚枢和我的父亲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外出求学，寻求新知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这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思潮涌动，新学堂兴起，二伯父厚枢和父亲先后就读于扬州第五师范等学校，学习了文理法工诸学科的新知识。
二伯父厚枢（字星北）先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后考取南洋烟草公司奖学金留美，攻读制糖、化工等专业，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授。后又任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校长十余年，他任职期间，治学有方，多有建树，扬州中学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蜚声大江南北。抗日战争期间，二伯父先后担任过国立二中、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二伯父到台湾，先后任嘉义南靖糖厂、台糖虎尾总厂厂长，为振兴台湾糖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于1967年去世。
父亲的成长，和我的外祖父叶贻谷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外祖父幼失双亲，靠亲戚抚养，自己勤奋，成为晚清文采出众的贡生，曾以第一名毕业于南菁学堂。外祖父是个思想开放、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担任过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及省立第八中学等多所学校的校长，他笃信教育救国，在学校教学建设上，文理并重，并以引进科学新知及新设备作为重点，努力为国家造就优秀人才。
父亲在第五师范学校就读时，外祖父是他的恩师，父亲在这所师范学校读书，免学费，外祖父对父亲这个胸怀大志，勤奋好学，经济清贫的学子，特别爱护，并帮助创造勤工俭学的条件，支持他完成学业。外祖父欣赏父亲的才华人品，特地挑选他作为自己的东床快婿的最佳人选，有心想把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
我的母亲叶学春美丽善良，心灵手巧，勤俭朴实，知书识礼，能诗善赋。外祖母生育子女六人，母亲作为长女，很早就帮助外祖母操持家务，抚育弟妹，十分精明能干。父亲和母亲从相识，到相恋，到成婚，同辈人都投以称羡的目光。
父母亲结婚后，夫妻恩爱，感情很好，由于父亲尚在求学期间，经济尚未独立，外祖父就把女儿女婿留在自己家里共同生活。以后外祖父因辛劳过度，在工作时突然急病去世。父亲母亲才搬出来，租了一间小屋另住。母亲照料父亲的生活起居，无微不至，父亲此后在学业上和事业上的成就，也凝聚着母亲的心血。
父亲在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带着旺盛的求知欲，他考进了大学。192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青年人受五四反帝爱国民主科学新思潮的推动，纷纷追求中华振兴之道。父亲早就有科学救国的思想，这时候很希望到法国去学科学，求新知，但考虑到妻小的生活无着，犹疑不决。这时我两岁，绮妹刚出生，母亲是个明理而又坚强的女性，她理解父亲出国深造的愿望，表示自己有一双劳动的手，能维持家庭生活，坚决支持父亲出国求学。于是父亲下决心考取了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出国留学助学金，于1929年他乘邮轮远渡重洋，经四十多天海上航行，到达法国港口。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吸引父亲的不是美丽的林荫大道和各种雕塑建筑，吸引父亲的是这里科学的惊人发展，以及各种科研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居里夫人发现新元素镭和钋，开启了放射性在医学等领域应用的大门，卢瑟福、索迪等发现原子核改变的秘密，促成了原子能的运用，催生了核子物理的诞生，这种种科学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工业的发展，而且还对战争武器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带着对这些科学大师高度崇敬的心情，父亲进了巴黎大学，开始了日以继夜的勤奋学习，两年左右的时间，重点攻读有机化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巴黎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
父亲的导师很器重这位中国留学生的智慧和才能，一再提出要父亲留在巴黎大学搞科研工作，许以高薪，并安排住房，要他把家小都接到法国去。父亲考虑到如果继续留在法国，学习和科研条件很优越，还可以学到更多知识，一度很为动心，写信给母亲要她做出国的准备。母亲在回信中表示支持父亲留在法国学习和工作，并提出两个孩子幼小，自己又不懂法语，担心去了法国，会不会拖累和影响父亲的事业。正当父亲考虑自己的去留，尚未做最后决定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消息传来，父亲义愤填膺，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使他谢绝了导师的好意，决定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毒气曾经被用作战争的武器，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时，也用毒气来残害我国人民，父亲这时毅然转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军事化学，重点研学毒气化学，当时有一位研究毒气化学的权威教授是犹太人，为避德国纳粹的迫害，逃去了捷克，父亲一度曾追随他也到了捷克，坚持不懈地研习毒气化学。
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中国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邓小平等同志于1925年从法国转到莫斯科学习，然后回国，投入了国内革命。
父亲在认真攻读有机化学和军事化学的同时，也关心西方正在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他思考着自己的祖国怎样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怎样才能强大起来，不再任人宰割。于是他决定回国时，也先到苏联。
1932年冬，1933年春，苏联正发生严重的粮荒，实行着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原因主要是当时暴风骤雨般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把原来1400万个小农户，迅速合并成20多万个大农庄，这些仓促组建起来的大农庄，管理混乱，大量谷物成熟后烂在田里，大片土地荒芜。于是全国到处可以见到饥饿的现象。
父亲就在这个严重粮荒的时期，到了苏联。当时正值严寒季节，他好不容易才得到极少量的黑面包充饥，又冷又饿，他坐的火车，因为没有煤，只好烧木柴，在冰天雪地里，有时旅客被命令下来推火车。饥饿贫穷困苦的种种景象，给父亲原来对苏维埃革命的一点热情向往，泼了一盆冷水。于是他不再作任何停留，赶紧转道回国。他深信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
在父亲出国留学法国和德国的这四年多时间里，母亲独自带着我和绮妹两个幼女，生活相当艰苦，母亲凭自己的一双巧手，帮人家缝制衣服，那时没有缝纫机，常常在一盏小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到深夜，偶尔也有一点亲戚的接济，就这样勉强糊口。我和绮妹时常生病，母亲就自己找草药偏方给我们治，有一次我的耳朵流脓发炎，用了许多土办法，仍旧久治不愈，母亲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一种“虎耳朵草”，母亲天天外出采摘它的叶子，捣碎挤汁，给我滴在耳朵里，最后终于把我的中耳炎给治好了。在四年多艰难的日子里，母亲给父亲写信，从来不提及家中遇到的困难。只告诉他一切都好，鼓励父亲安心求学，不必牵挂。
1933年，父亲满怀报国之志，回到了祖国，被聘为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1934年起担任化学系主任。我们家搬到了杭州，住在大学路附近毛儿弄，这是一条狭窄的小弄堂，我们家租住的一排三间平房，进门有个小庭院，唯一的点缀是几颗红色的鸡冠花。
浙大化学系的工作，给父亲提供了施展科学救国抱负的舞台。化学系不但开了很多新课程，老课程也增加了新内容，课程有生物化学，初等有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化学分析实验、化学研究、食品分析、军事化学等等，讲课和实验并重。军事化学分两个组，一个组研制各种炸药，一个组研制各种毒气，以及研制毒气的防御面具和装备。父亲自己教授的课程是高等有机化学、军事化学、化学研究等等。
当父亲刚开始站在讲台上授课时，学生见到的是个只有三十岁，表情腼腆，温文儒雅的白面书生，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刚说话还会脸红，学生背地里给他取一个“周小姐”的绰号。但一听他讲课，大家就被他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教学内容，严谨的逻辑思维，深入浅出的剖析讲解所吸引，枯燥的化学公式、高深的理论，他讲得既生动，又透彻。有的学生在回忆文章中曾形容当初“听周先生演讲时心中的舒畅，有若听大音乐家的交响曲，给人一种美丽和有诗意的感受”，“周先生把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中的电子学说扩充到复杂的有机化学里去，把各种一无相连的有机作用，头头是道地连成一个系统，每科演释，使大家不但不感枯燥，而且更觉得自然界的一切，原有一种系统式的美丽”。以后听他的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不仅理学院学生纷纷来选课，工学院、文学院学生也来选课，化学系很兴旺。父亲不仅在课堂上讲课很认真，很透彻，而且很重视实验课，经常亲自带着学生做实验，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既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有一次做制作炸药的实验，父亲讲了两种制作方法，而且亲自做示范，详细交代了注意的细节，有一位学生疏忽大意，操作失误，引起爆炸，伤了手，父亲没有批评，而是帮助学生找出原因，启发他吸取教训，不怕挫折，以更严谨的态度从事科学实验。
父亲在任教期间，同时深入科学最前沿，进行了刻苦钻研。当时物理有机化学是一门新的学科，这是在有机化学中，依据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来探讨、解释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和反应机理，并探求和归纳法则，创立和发展新的学说。就在这门学科刚开始出现的早期，国际上从事物理化学研究的人很少，探讨有机化学基本原理的专著更少，中国科学界尚无人涉及，父亲却早在一九三六年的《中国化学会会志》中，就发表了一篇三十余页的论文，以电子学说解释有机化合物的反应机理，并强调紧邻原子电子亲合性的重要，他在以后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中，又进一步阐述了他创造性地提出的有机化学电子理论，对于‘电子学说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方面，他理论研究成果的造诣是出类拔萃的，在当时风气未开，设备简陋，资讯匮乏的条件下，他作出了水准很高的尖端研究，许多人表示敬佩。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用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写成多篇论文，亲自校印分寄给各国科学家，为此他耗尽财力，连我母亲所有微小的陪嫁首饰，也都变卖，被他用来作为印刷邮寄的费用。读了他的论文的科学家，纷纷写回信来赞美他的成就。
以后日本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浙江，父亲随浙大西迁，经江西、广西到贵州，几经周折，备尝艰辛，在当时战乱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除了坚持开课教学之外，同时继续坚持对尖端科学的理论研究。
他先后正式发表在《中国化学会会志》、《法国化学会会志》、《美国化学会会志》、《有机化学学志》等刊物上的论文共十二篇，还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一本有二百多页的专著，他的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水准，他撰写的有关原子结构理论的论文，被英国皇家学会推荐为一九四四年诺贝尔化学奖评选论文。
父亲在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迫切地希望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军事化学知识，用于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对于日本侵略者在我国领土上使用毒气弹，残害老百姓，父亲心急如焚，他就一再写报告给当时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建议建立军事化学工厂，自己愿贡献所学的全部知识，采用德国的某些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进，既为国家制造出比日军所用的性能更佳的毒气，以有效地阻吓和抵御日军侵略，同时也制造出大量防御化学战争的装备，以保护我前线的抗日将士和老百姓。但他怀着报国热情所写的报告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于是他直接上书给蒋介石，这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发动对江西苏区一次次的“围剿”，父亲为抗日救国献计献策的报告，也就杳无音信。
这些挫折并没有使父亲灰心，于是在浙大，他亲自带着学生在实验室里，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金和简陋不齐的设备、材料，制造芥子气、催泪瓦斯、中枢神经毒气等多种毒气的方法，以及研究如何制造防毒面具等防御化学战争的工具和装备，他还主动和杭州笕桥飞机场以及杭州的防空部队联系，几次带领学生和部队合作在机场进行防空、防毒气弹袭击的演练。
父亲为了研制适于前线战士用的防毒面具，要求既能安全有效的防御日军施放的毒气，又能轻巧方便携带，他甚至一度在家里也办起了化学实验室，有一个时期，家里到处是他购置的瓶瓶罐罐，还有活性碳等药剂，以及做面具的材料，父亲做了一种防毒面具，就要我和妹妹试戴，要我们回答：什么感觉？闷不闷？重不重？我们成了他的小助手。
1937年战火烧到上海，杭州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这时我们家已从毛儿弄搬到刀茅巷，家附近的医院陆续来了一批国军的伤兵，父亲带我和妹妹到医院去慰问伤兵，他仔细询问他们遭遇日军使用火炮、炸药、毒气袭击的情况，思考着如何改进自己的军事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使讲课和实验更适应战争的实际需要。抗日战争初期的浙大化学系，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军事化学人才，他们在抗日战争前线作出了不少贡献。
父亲不断的思考怎样才能振兴中华，他认为，我们中国人民所以长期受帝国主义欺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素质不高，教育不能普及，而妨碍教育普及的因素之一是，长期以来，人们写字用笔墨纸砚太麻烦，携带和使用都很不方便，于是父亲自己动手，发明创造了一种“怀中文具”，在特制的小塑料盒子里，放置了可以折叠的毛笔，以及可以挤出来用的小管墨膏，还有内装清水的小滴瓶，这种“怀中文具”，放在衣服口袋里随身携带，打开来就马上可以写字，他自己出钱特地生产了一批，发给大家用，然后听取意见，接着他在小塑料盒和折叠式毛笔的构造上做了改进，又花钱生产出一批，无偿给大家用。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上学念书，用科学和教育救中国，但在灾难深重的旧社会，仅凭他个人的努力，他的这些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父亲在杭州浙大任教期间，他的薪水有相当一部分被他用作印刷邮寄论文的费用，用作试制“怀中文具”、防毒面具的费用，有时也还用来资助穷困学生，剩下的钱很有限，母亲在支持父亲教学，科研、创造发明，以及资助贫困学生等方面所需费用，从不吝啬，慷慨大方，把她自己当初陪嫁的首饰全部都贴了进去。
这时奕妹、绪弟先后降生，家里大人小孩六口人的生活，开支不小。母亲勤俭持家，从饮食烹饪，到衣服缝制，都是亲手操持，家里的家具用品，都能省就省，尽量简单，处处精打细算，母亲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
慈爱而勤劳的母亲，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庇护，给我们温暖，她对我们的要求却很严格。平时母亲常用“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当念物力维艰”来教育我们，教我们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于是我们平时吃饭，都格外当心，饭碗里吃得干干净净，不剩一粒米。
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们从小知道要勤劳节俭，生活上从来不挑剔讲究，衣服破旧了，洗干净，打上补丁，仍旧高高兴兴地穿上。有一次全家人到“楼外楼”餐馆吃了一顿“一元钱和菜”，这是我记忆中在杭州的唯一一次“盛宴”。
母亲给我们讲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救童子、苏武牧羊、花木兰从军的故事，启发我们从历史故事中学习做人的道理。
父亲平时一心专注于教学科研和创造发明，在家时，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阅读各种科学文献，写作科学论文，他还喜欢在走廊里来来回回踱步思索，一有心得，马上伏案疾书，常常辛勤工作到深更半夜。
父亲生活上也很随便，只要有书架可以放书，有桌椅可以看书写作，就满足了，他对吃饭穿衣毫不关心，还时常闹出笑话来。往往在吃饭时，他还在思考问题，就总是只在自己面前的一只碗里捡菜，至于吃的菜是什么味道，他浑然不知，碗里已空无一物，他也不会发现。有一次他深夜不眠写作，母亲特地做了点心，让他蘸着白糖吃，父亲竟错把墨汁当成了白糖，点心吃完，母亲拿镜子给他照，只见他满嘴漆黑，两人都禁不住大笑一场，母亲钦佩他的专注，对他的健康更是十分关怀，体贴入微的照顾。
我和绮妹进了杭州横河桥小学读书。很早父亲就给我们讲《礼记》 《大同篇》，教我们跟着他吟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修养”，“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他给我们讲岳飞的故事，领着我们唱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父亲给我们讲讲牛顿、富兰克林、爱迪生等科学家的故事，还不止一次对我们谈到居里夫人的故事，父亲告诉我们小小的原子里包含了巨大的能量，要探求物质世界的秘密，以后更多的要用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他鼓励我和绮妹要以居里夫人为榜样，他说化学和物理学是分不开的，你们以后长大了读物理学更好。
他常流露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不屑，说：这些都是政客，国家败在他们手里，国家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人类进步，国家兴盛，都要靠科学。
受父亲影响，我和绮妹都曾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喜欢物理学。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社会非常向往，这些使我们以后很容易就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革命活动。
父亲擅长写诗作赋，很早就教我们背诵唐诗，给我们讲作诗讲究平仄声，每教我们念一首诗，就讲解每一句的平仄声，要我们念：“平平仄仄平平仄……”，可惜我一点也不用心，所以始终记不住，也没有学会。
从1933年到1937年，这四年在杭州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温馨的记忆。常常有父亲的学生到我们家来看望他，和他讨论问题，母亲对他们都热情接待，把他们当着亲人一样。父亲的这些学生对我和弟弟妹妹也很友好，好几次带我们到浙大校园里去玩，记得曾带我们到农学院去看过苗圃。有几个学生还合起来送过很可爱的文具给我做生日礼物。至今我还记得父亲一些学生的名字，以后我和其中有的人还曾保持过联系。
父亲有一个很喜爱的和器重的优秀学生浦同烈（字亮畴）。他不但人品好，而且才华出众，在浙大毕业后，他曾到抗日战争前线参加战斗，用他所学的军事化学知识，打击日本鬼子，作出了很多贡献。以后他在上海广大华行及其所属中心制药厂，担任过工程师和厂长等职务，广大华行是中共地下党办的商号，直属周恩来同志领导，为支援解放区做了大量工作，有过巨大贡献，浦亮畴在其中功劳也很大。1948年，我在上海交大，担任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学生运动中缺少运输车辆，我去找浦亮畴，他二话不说，立即想办法找了一辆大客车借给我们用。解放后他被安排在北京工作，受到器重，可惜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文革后我到北京，见到浦亮畴的夫人杨明洁（她也是父亲的学生），谈到父亲和浦亮畴师生间的深厚情谊，以及他们的不幸遭遇，不胜唏嘘。
1937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上海后，杭州遭轰炸，形势告急，浙大开始西迁，我们温馨幸福的童年生活，从此结束了。
我们的家随浙大先沿着富春江，到浙江建德，又改乘火车到了江西吉安、玉山，一路上经受多次日机轰炸，见到不少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的景象。以后我们没有再随浙大的师生队伍到广西宜山去，父亲带母亲和我们四个小孩随着一批惊慌逃难的人群，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后转道长沙，到了武汉，好不容易挤上了船，最后到达了山城重庆。
当时二伯父厚枢按教育部指令，收容沦陷区学生在四川合川创办了国立第二中学，二伯父筹建二中后，即担任二中校长。于是我们投奔二伯父，到了嘉陵江畔的合川。
父亲把我们送到合川后，他就去追随浙大的队伍到了贵州遵义、湄潭，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和科研。以后受教育部调派，1942年他担任了贵州大学教务长及贵阳农学院筹备委员，1943年转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父亲是个书生，这个时期国难方殷，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社会上存在复杂的尔虞我诈的种种矛盾，使他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抱负遭遇许多阻力和挫折。
母亲带我们几个子女到了合川，住在塔儿门外蟠龙山脚下的张家花园，这是张姓大地主的一处庄园，聚居着许多二中的教职员工和家眷，他们也都是从沦陷区逃难到了这里，我们家在其中分租住了一间房。
我们家住在合川期间，日本鬼子的飞机常常来轰炸。一遇到敌军空袭警报，合川城里的人就服老携幼向城外跑，日本往往向人群低空扫射，常常见到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的景象。我们虽住乡下，但敌机不分城乡，都狂轰滥炸，所以经常要逃警报。有一次敌机来轰炸，母亲带我们找到一条壕沟卧倒，炸弹碎片竟削破了绮妹的肩膀，我们爬出壕沟，只见周围许多尸体。以后蟠龙山下挖了防空洞，空袭来时，大家就钻防空洞。每一天人们都痛苦地承受着民族的苦难和屈辱。
1939年母亲生下了若妹。这时候二伯父已经调离了国立二中，去担任了四川乐山的技术专科学校校长。福清去了贵州浙大以后，就很少给家里寄钱，（这大概是由于战争年代，教师和员工工资菲薄，大学有时发不出工资）。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小孩在合川的乡间，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生活极为艰苦。母亲产后，没有休息和调养，不但要操持家务，还要时常帮人家干活来挣钱养家糊口。母亲原来就比较瘦弱，这是以产后失调，营养不良，十分虚弱的身体，肩挑生活的重担。她宁可自己幸苦，但坚持送我们进学校，要我们好好读书。她常说：“你们用功读书，长大了报效国家，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女孩子特别要做到经济上能自立，不要靠别人养活。”
我和绮芸妹进了合川瑞山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我们先后进了国立二中的女子部，住校读书。当时国立二中对沦陷区来的学生，免学费，供食宿。二中女子部和我们家，中间隔着一座蟠龙山。记得有一天下午，母亲气喘吁吁爬过山，到了我们女子部校门口，门房工友招呼我和绮妹出来，原来是母亲听说学校伙食不好，在家里特地炒了两个鸡蛋，送来给我们俩吃。瘦弱的母亲带着怜爱的眼神，在一旁等待我们俩吃完，当时的情景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去世后，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常经不住热泪盈眶。
慈爱的伟大的母亲自己省吃俭用，为了子女操碎了心，在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的环境里，她靠自己的双手，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来独立支撑全家的生活，终于积劳成疾。她长时间带着重病勉强支撑，既不写信向父亲诉说求助，怕使他在工作上分心，也瞒着我们几个子女，不让我们影响学业。她如同一支蜡烛，默默地燃尽了自己的生命，用光和热，抚育了我们几个子女成长。
1943年初春的一天，我正在教室上课，忽听得窗外有人急促地叫我的名字，叫我赶快回家去，说：“你的妈妈得了急病”。我慌慌张张地连奔带跑赶回家，只见母亲因大出血，面色苍白，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我赶紧跑了十多里路请了一位当地有名的女医生，她做了简单检查，就说：“这是膀胱和肾脏的毛病，大出血，病得不轻，应该送医院。”我向学校请了假在家照顾，同时打电报向父亲告急。
父亲赶了回来，看到病情严重，紧急送母亲到歌乐山设施简陋的中央医院，父亲心怀歉疚，昼夜在旁护理，但已回天乏术，母亲病情日益沉重，时时陷入昏迷。医院诊断她患的是重症肾脏病（即肾功能衰竭）。最后，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丢下了她最心爱的五个孩子，离开了人世，年仅41岁。母亲被草草地埋葬在中央医院后面寂寞的荒山上。
这时我是个初三学生，母亲的去世，使我感到如同天塌了下来。安葬了母亲后，父亲留在重庆。我在合川家中，六神无主，只好把几个幼小的弟妹带到了学校，当时最小的妹妹若芸只有四岁。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的不幸遭遇，都很同情，她们主动照顾我的弟妹们在学生食堂里吃饭，画图课的老师郑文澜是位慈母般的老太太，特地安排我的弟妹们借住到她小小的单间宿舍里。接着有亲戚把若芸妹带去领养，以后她曾先后被几个亲戚交替领养，过着失去母爱，寄人篱下的生活，度过了不幸的童年。
母亲去世后，大约过了两个礼拜，父亲回到了合川，同他一道来家的是继母江芷，父亲对我们说：她是“家庭教师”，我们要称呼她“江先生”。以后我陆陆续续得知：她是父亲在浙大最喜爱的学生，得力的助教，红颜知己，相互间学术切磋，诗词唱和，关系密切，浙大西迁时，她回了江西婺源老家，在那里和从沦陷区逃亡到当地的教师合作，创办了一所学校。虽然父亲和她天各一方，但彼此相互关怀，书讯联系不断。母亲去世后，父亲留在重庆，打电报给她：“妻亡，子女五人，能入川相助否”，同时还汇给她一笔路费，接到父亲的求助电报，她即刻辞去工作起程，跋山涉水，赶到了重庆，父亲得到她的支持，当即和她结了婚。她的到来，给了父亲精神上的慰藉，也接替了母亲肩上的家庭生活重担。
我这时深深地陷在突然失去母亲的悲痛之中。我在清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母亲生前写的诗，倾诉她内心的孤独和哀伤。母亲是个受“三从四德”旧传统礼教长期熏陶束缚的女子，她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是个事事宽容忍让的贤妻良母，再加上她的社会地位是个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家庭妇女，她以病弱之身，日夜操劳，心力交瘁，只能把孤独和哀伤隐藏在自己心底里。
我和几个弟妹对于这个陌生的新妈妈突然来到，一时感情上无法接受，接连几天，我带着弟妹们排坐在门外的石阶上，一面哭泣，一面低唱：“望穿秋水，不见妈妈的踪影……”，“几时你会回来呀？妈妈呀…最亲爱的妈妈呀……”。（这是一首当时感人的慈母曲）。
母亲的去世，使我顿时感到生命脆弱，人生虚幻，觉得“四大皆空”，一度课余念佛经。这时，同桌的同学施佩秋关心和帮助我，启发我从“看破红尘”，转变为更积极地思考人生，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半壁江山，国军节节败退的大形势下，从个人家庭不幸的小圈子里跳出来，更多地关心民族的苦难和劳苦大众的命运。在整个高中阶段，我勤奋学习，决心科学救国，同时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从中外名著、到哲学和经济学书籍，并特别关心了解苏联的十月革命，以及在敌后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1943年夏末，父亲安葬了母亲，急急促促地重新组织了新家庭，很快就动身出访英国。他原来就已接到了应邀去英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讲学的任务，这是教育部又委托他带一批研究生去英国进修，要赶在秋季入学时间到达，为此紧急安排他去接受一次短期外事培训。父亲经历了长时间的劳累，在遭受到家庭变故的打击，身心疲惫的状况下，匆匆忙忙启程。经过途经缅甸、印度的长途跋涉，他和这批研究生远涉重洋，到了英国。他先安顿好这些研究生，然后投入紧张的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
1944年，大英帝国和盟国正在努力扭转原来节节败退的不利形势，准备和纳粹德国展开决战，德国希特勒下令用V1、V2飞弹日夜轰炸伦敦。就在这个时期，父亲发现自己辛勤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被人剽窃，竟公然冒名发表在著名的学术刊物上，感到受到很大的侮辱，无法忍受，就去找英国皇家学会交涉，结果是受到冷遇碰壁，他又找我国驻英大使馆求助，还特地找了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也遭到搪塞推托，无人受理。父亲接连遭受挫折和打击，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时的他，孤立无援，还经受着德国飞弹日以继夜轰炸的折磨和惊吓，终于精神陷入崩溃，他不食不眠，每天在房中踱步，神志恍惚，口中喃喃自语，说有人要谋害他。他的房东英国老太报警，强制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这加速了他的精神分裂。他的一位学生到住所来看望他得知了这一情况，赶紧报告大使馆求救，接他出院并护送他回国。
父亲回国的时间是1945年，他被好心的学生悄无声息地送回了合川乡下自己的家，这时全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父亲陷入了贫病交困。
1945年5月2日《大公报》刊发了一则新闻：
我学术界之异彩周厚复荣获诺贝尔化学奖金
[中大新闻社纽约讯]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金，已成为我国化学专家周厚复氏荣耀获得，按此为吾国获得诺贝尔奖金之第一人……
当然，这是《大公报》的一次乌龙报道，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实为芬兰人维尔塔宁。当时，《中央日报》还曾派记者到我家叩门专访。记者赶到家里时，在破旧房子里见到的，是和妻子一起，带着六个子女，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羸弱学者。记者观察到，这位国际级科学家“面前没有一点试验的仪器，也没有一本从国外寄来的新书和杂志”。那一幕，令人鼻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政府官员们变成了“接受大员”，争先恐后地回到原来被敌人占领的城市，纷纷“五子登科”（当时报纸上形容他们：抢位子、房子、金条子、女子、车子），原来逃难内迁的大中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也纷纷复员回到战前的校址复课。国立二中的师生也复员回到扬州中学和常熟中学。
但是，父亲这个为国家做了许多贡献的科学家，却被政府官员（包括教育部的官员）们、学校的校长先生们彻底地遗忘了，父亲失去了工作，没有了任何收入，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这是纯弟、季妹已经出生，全家人的生活仅依靠继母江芷在合川一所中学做化学老师所得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
父亲的病得不到任何治疗。当他清醒时，他始终念念不忘原来研究的科研课题，思考着化合物的电子结构，但在他的病发作时，又会惊恐地说：有人要谋害他，窗外有人用电波控制他的脑子，……，有时他甚至惊恐地躲藏到桌子底下。可怜的父亲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英姿和丰采，他的病情时轻时重，使继母和年幼的弟妹们承受着沉重的痛苦的精神压力。
1945年夏，父亲从英国回来不久，我离开合川，到沙坪县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接着被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录取。我选择进了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是公费生，学费全免，供食宿。进交大后不久，我参加了进步社团今天社。1946年4月我随学校复员，经川陕公路、陇海、津浦铁路到上海，一路上老百姓贫穷困苦的景象触目惊心。到了上海，为了解决我自己的书籍文具费用和日常生活所需，我兼职做过家庭教师、小学教师、专科学校教师等工作。我参加了救灾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并且和穆汉祥、何孝俅等进步同学一道，创办了交大民众夜校，吸收失学的工人、青少年入学，我担任教务主任。
受父亲早年教育的影响，我崇拜居里夫人，始终没有放弃对物理这门学科的爱好，并且把科学救国作为自己的志向。1946年暑假，我和绮芸妹一道投考清华大学物理系，并被作为公费生录取。在清华，我们勤奋学习，生活十分刻苦，并尽量争取勤工俭学的机会。
我们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1946年冬，发生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事件，我们参加了抗暴运动。清华、北大和全国大中学校学生展开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我们也都参加了宣传队和大游行。我们先后参加了清华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1947年6月，我突然收到继母江芷从合川寄来的快信，继母在信中以十分焦急的口气告诉我：父亲病情严重，他已经神志错乱到以为继母和弟妹们正和坏人勾结起来要谋害他，所以他竟说要杀了继母和弟妹，然后自杀。继母在信中说：情况十分危急，又没有任何亲友相助，她要我紧急设法来救全家人的性命。
我看了信，十分震惊，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必须火速救援，防止继母来信告急所说的那种流血惨剧的发生。我立即向民青联系我的陈彰远、冯碧蕉两位学长详细反映了情况，得到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他们马上想办法找关系，让我免费搭乘一架货运飞机飞到重庆，还介绍重庆的朋友给我帮助。与此同时，我给几个亲戚也写快信，告诉他们我决定去合川，我要设法把父亲和全家都接回老家扬州，并给父亲治病，我需要得到他们的资助。
当我匆匆忙忙回到合川家中，刚开口说我回来是为了接全家人返回老家扬州，父亲一听，不由分说，上来就打了我一耳光，并且说：你这是和坏人勾结起来谋害我。我只好躲避出门，并和悄悄出来的继母商议，当即决定我先把两个大的弟妹带走，然后找人协助，一起把父亲和她、幼小的纯弟、季妹接走。
第二天清晨，我悄悄把奕妹、绪弟带出家门，走十多里路，赶往轮船码头，不料竟被父亲发现，在后面追赶，我带着弟妹拼命奔跑，我们奔到船上，紧急向船员说明情况求助，好心的船员把我们三人藏在操舵的机房里，父亲上船到处寻找，找不到，只好悻悻而去。
我安排了奕妹，绪弟回扬州寄养在亲戚家里之后，打听到有一位姓粟的精神病科专家很有名望，我就想方设法，终于找到上海他的住所，特地登门求教，当他听我叙述了父亲的病情，对我说：对这样的病人，劝说是无效的，只能用强制的办法，把他送进南京中央医院精神病房治疗。
第二次回合川，我得到了在交大读书的堂兄大维的帮助，我们一道雇了当地的滑竿回家，见到父亲。不由分说，就把他强行弄到滑竿上抬走，到重庆后也是强行把他上了飞机。到了南京，刚下飞机，父亲快步上前，又一次打了我一个耳光，说我和坏人合作谋害他。
我们把父亲强行送进了中央医院精神病房，继母带着纯弟、季妹回到了扬州，不久她做了扬州中学化学教师，稚妹在扬州出生。
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在南京找工作，做了鼓楼第二女中的代课老师。每天下午下课以后，我就去医院看望父亲，时常给他带去一点糕饼或水果。中央医院的精神病房是铁皮屋顶的简易房屋，父亲住的病房是几十个精神病人合住的大统间。医生对父亲的治疗，除服药外还用了痛苦的电击的方法。每次当我走进了病房，看到许多被人们称为“疯子”的精神病人，父亲和他们整天关在一起，这时的父亲神情呆滞，目光茫然，默默无语，我就感到锥心地痛，禁不住热泪盈眶，为什么我从小敬仰的父亲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为什么一个为国家做过许多贡献的科学家，会被彻底的遗忘，到了如此贫病交困，无人过问的悲惨地步？
经过几个月治疗，当父亲的病情稍有改善，医生同意出院，1947年11月，我将他接出来送回扬州。这时我给在台湾担任嘉义糖厂厂长的二伯父写了一封信，把父亲的治疗情况告诉他，我说：我作为女儿，已经尽了我的努力，我想回学校继续我的学业，我请求二伯父考虑给予父亲下一步的帮助。1948年春，二伯父把父亲和继母、纯弟、季妹、稚妹接到台湾，起初给父亲找了个工业试验所化学试验室的挂名职务，但他的病情使他无法担任这个工作，不久他这个职务也就被免去了，全家生活只好依靠继母担任中学化学老师的工资维持。当时，若妹早已被亲戚带去了台湾，奕妹、绪弟原来留在扬州读书，1948年夏，也被带到台湾去。以后纾弟、立妹相继在台湾出生。那都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父亲的悲惨下场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在黑暗的旧中国，学习居里夫人，像父亲那样科学救国，这条路走不通，这时我相信：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推翻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于是我决定放弃攻读物理科学的初衷，回到了上海交大复读，并积极参加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等学生运动，我加入了地下党，并先后当选女同学会主席、学生自治会执委，1948年7月，当得知我和学生自治会其他成员，被列入反动当局特种军事刑事法庭拘捕黑名单后，我和其他同学经组织安排，转移去了解放区。
1949年5月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后，我一直在上海工作，但和父亲、继母及在台湾的弟妹完全失去了联系。以后，奕妹、绪弟离开台湾，出国求学和工作，曾在六十年代有过回国探亲讲学的短暂机会，我才对父亲和全家到台湾后的情况，有了一点了解。
1985年我退休后，得到在美国若妹、绪弟的帮助，去美国探亲，见到了继母及久未谋面的奕妹、纯弟、季妹、稚妹和立妹，这时对父亲、继母及全家人在台湾的生活状况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纾弟是在他回国学术交流时，才见到的）。
父亲在台湾的二十多年中，病情时好时坏，始终没有痊愈，但对于科学的研究和探讨，在他的脑海中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当朋友来探望，他会滔滔不绝地讨论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比如他认为可以用天秤来测定爱因斯坦学说中有关质量和能量的关系，他还建议用原铅包围所测定样品来加以证明，要求朋友帮助他完成这个实验。但与此同时，他仍旧时常陷于被人谋害的幻觉之中，因此精神非常痛苦，他的病使他已完全不能工作。这时全家人的生活重担，父亲治疗的费用，以及弟弟妹妹们求学所需的开支，都靠继母一个人辛勤工作的收入来维持。
继母江芷怀着对患病的父亲的挚爱，怀着对子女的挚爱，以坚强的毅力，挑起了照顾病人，教养子女，解决全家十口人温饱的重担。她在学校、在补习班到处教课，从一处赶到另一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平均每天教9小时的课，同时还要安排家务，护理病人，教养子女，十分辛苦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
继母是个才华出众的人，她兼的课虽然多，负担又非常重，但讲课十分认真，教学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生动易懂，许多学生由于听了她的课，爱上了化学，以后升学就选择攻读化学，有不少人因此成了专家、教授，在其中一些学生日后写的回忆录中，曾写到“上江芷老师的课，如坐春风，受她的启示，使我特别喜爱化学”，“江芷老师卓越的教学，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台湾她曾被评为“模范教师”，真是桃李满天下，她先后担任过台湾师大附中教员、私立文化大学副教授、私立华�中学校长。
继母的才华出众，还表现在她在诗词、绘画、曲艺等方面，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她吟诗作赋，写作绘画，创作了不少精品。在父亲患病期间，她和父亲仍诗赋唱和，给父亲以精神上的慰藉。（注三）
父亲于1970年5月在台湾去世，享年67岁。
在台湾成长的八个弟妹由于各自的奋发努力，都长大成才，接受了大学教育，经出国留学深造，两个获博士学位，三个获硕士学位。
我们一共有十个兄弟姊妹，（其中包括原来留在大陆的我和绮妹，以及在台湾成长的八个弟妹），学业、事业都各有成就，有的是科学家、企业家、有的是医生、大学教师、还有的是各类专门人才。我们的子女也是人才辈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今我们十个兄弟姊妹中各有九个都健在，唯有大纾弟（他继承父亲的科学研究事业，曾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名誉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他在有机合成方法及应用研究上做出了耀眼成果，获得过许多国际上的荣誉和奖项，他为两岸学术交流也曾付出过大量的心血，为了支持父亲生前所在的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一步发展，他和几个兄弟姊妹曾集资，建立了浙江大学化学系周厚复教育基金会），很可惜大纾弟已于1999年英年早逝。
我们的父亲去世后，继母江芷曾在立芸妹陪同下，到香港、欧洲、美国、日本等地旅游，并到几个子女家小住，晚年生活是幸福的。她于1987年7月在美国去世，享年76岁。
在我们深深怀念父亲的时候，我们也同时深深怀念我们的两位母亲，她们都是伟大女性，她们给了我们生命，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她们以顽强的毅力，艰苦奋斗，勤奋工作，支持父亲的事业，照顾父亲的疾病，并满怀深情地关怀和抚育我们成长，她们的恩情，我们当永志不忘。
注二：2001年若芸妹、乃超妹夫以他们在美国辛勤工作数十年从事生物化学科学研究，创新研究新药所获得的收入，以及立芸妹经营企业所获收入，共同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给浙江大学建造化学楼，浙江大学特将这个大楼命名为“周厚复化学实验大楼”，以纪念我们的父亲在浙江大学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若芸妹、乃超妹夫，还将他们创新研发新药所获得的收入无私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先后捐资创办了三十多所希望小学，以传承父亲热爱祖国，热心发展教育事业，振兴中华的伟大情怀。
注三：对于继母江芷的感人事迹，台湾《中央日报》1970年6月1日及6月17日曾分别发表了以[女教师江芷以血和泪编织成的不平凡事迹]、[深挚的爱心]等为标题的文章，加以介绍和表彰。
周厚复先生家人合影
长女周蔚芸与弟妹合影
江芷女士在台湾与子女合影
（照片来自浙江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