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纲老师，原浙江师范学院化学系1952级校友）
1952年浙江师范学院建校时，化学系系主任王承基，有机化学教研室（组）主任周洵鈞，物理化学教研室（组）主任金松寿，周、金两位老师兼任系副主任。这样的系领导班子，一直持续到1957年上半年，是稳定而和谐的。如此既是化学系良好的开端，从而也奠定了教学、科研工作的扎实基础和青年教师外派进修培养的学术交流模式。
我班（1952-1956）是化学系首次招收的20名本科生。一年级时，王承基老师教过我班无机化学；二年级时，周洵鈞老师全程教授有机化学；三年级时，金松寿老师全程教授物理化学。1956年暑，我班毕业18人，留校任本系助教8人，比例高达44%。
王承基（1902-1975）享年七十四岁，江苏南京人。上世纪30年代，王承基老师是沪宁线上著名的中学理化教师，获得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荣誉奖章。后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自1941年起就在浙江大学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1948年时，他作为浙大的名教授，与王淦昌、束星北等一起，为临时移居杭州云栖寺的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教会学校，孔祥熙为董事长）学生授过课。1950-1951年时，兼任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浙江省中小学教育研究班化学组主任。“王承基担任化学系主任期间，对化学系的工作安排井井有序，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考虑周全，为化学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杭州大学教授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57页）对王老师的评价是公允的。王老师擅长基础教学，厚积薄发，循循善诱，听他的讲授无论从内容和声音都具有磁性引力，启发学生思考，循序渐进，形成概念，故而受到学生们的普遍爱戴。1953年首届基层人民代表普选，我俩分别当选为浙江师范学院选区教师、学生代表，一起参加杭州市西湖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由于近距离的接触、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王老师对化学界的元老、也是他的老师，当时已年过花甲的王琎老师尊敬有加，凡是有关化学系的重大决定，都事先征求王老的意见，优先满足王老对教研物资、人员的需要，请王老向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开设“化学史”讲座，每当有王老参加的化学系聚会，王老总是被安排坐在首席，王老也常有幽默、风趣的发言。在建校、建系初期的短短几个月内，要面对新的地址和来自各方人员和物资，各个教研室、各个实验室需要配置齐全，才能为系、科、班的学生全面开课，其困难可想而知。而在王老师的主持下，团结全系教师和职工，终于顺利圆满完成。其中在人事方面的协调、平衡、磨合过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烦琐极容易得罪人的事，由于王老师公正宽容的态度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做到大家基本满意、心情舒畅地投入到岗位工作。王老师尽量创造条件为青年教师争取去名校名师培养进修的机会，并且做到青年教师人人有份、当前教学工作和外出进修两不误，真是太不容易，但为了系的发展着想必须如此。因而，在“一五”期间，化学系内传承求是学风，形成了敬老、勤业、互谅、谦让、提携新人的优良传统，是个和睦的团队集体，充满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而王老师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忠厚长者，功不可没！
王老师较早与陈立教授一起参加九三学社活动，1957年5月19日九三学社杭州分社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担任这职务不久，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调到浙江省化工研究所工作，1964年又调到衢州乌溪江化工学院教书。王老师长期从事案头工作，不喜运动，身体肥胖，早就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由于环境压力和医疗条件的限制，他虽然性格豁达随和，但还是重病缠身。他的长子王先奎（浙师院数学系毕业）、长媳韩珊（浙师院生物系毕业）分配在余姚县梁弄镇教书。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在缺医少药的小镇，亲人王师母、长子、长媳陪伴下度过的，晚景凄凉。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拨乱反正的那一天！而王师母活过九十岁，我在1979年右派改正后，曾专程去梁弄看望她，相见悲喜交加。当晚，我还在挂有王老师遗像、放着王老师骨灰盒的房间里留宿，奉上迟到的追悼，并永志怀念！王师母后来由在中科院成都分院工作的二儿子王先元一家奉养，直到平安逝世。
周洵钧（1917-1994）享年七十八岁，浙江镇海人。周老师由南京中央大学出身，解放初留美回来的“海归”。他身材俊秀，风度翩翩，俨然是教师中的美男子，担任过教工排球队队长和工会领导职务，积极参加活动，他跳起重扣排球的英姿，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周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授课深入浅出，层次分明，与当时的助教陈义镛老师合作无间，可谓“绝配”。他常在课堂上预留十分钟出题测试，以检验当堂授课效果，促使学生专心听讲，不让思想开小差。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我担任周老师的助教，除负责准备周老师讲授的本系二年级学生“有机化学”课需要的教具、挂图、演示仪器药品和上辅导课、实验课、批改作业外，还跟周老师到浙江医科大学旁听他为研究生班开讲的“高等有机化学”课程，内容新颖前沿，有些教辅工作当然也由我帮着做。有机化学教研室在周老师主持下，每周有一次专题报告讨论会，教师们轮流做庄，由当值教师事先充分准备后做专题报告，然后大家提问讨论，互相交流切磋。当时周老师爱人唐愫老师教授的“生物化学”课也归于有机化学教研室，包括教学实验准备、科学研究、专题报告讨论都在一起进行。唐老师性格热情直率，遇事较真，刨根究底，所以有她参加的讨论会总是氛围热烈。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做读书专题报告，题目有关“共振论”学说，我在周老师指导下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只是归纳罗列出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将之陈述，对于自己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此种争论时，感到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唐老师在讨论发言中，尖锐地指出学术科学问题只能通过实践实验来检验理论学说之是否正确，断然反对粗暴地以政治阶级观点划线的学阀作风，要是一时还无法得出正确结论，也应假以时日继续探索，而不该把不同意见一棍子打死。通过教研室活动，对提升教师素养、促进青年教师成长、活跃学术思维，从而形成团队精神，具有积极意义。我还部分参加过唐老师主持的用纸上色层分析法，研究茶叶中有效成分课题的工作。
离校31年后的1989年，我应母校（党委书记薛艳庄、校长沈善洪）召唤，回校负责筹建出版社，杭大出版社成立后被任命为社长。在这期间，与周、唐两师多有叙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倍感欣喜。周老师逝世时，我已离休，远在美国探亲，回国后才获悉。唐老师与周老师同岁，丧偶后，她患轻度阿尔茨海默症，子女和孙辈又多在国外，甚为孤独苦闷，曾多次电邀我去她家陪同聊天，以稍解寂寞。
金松寿（1920-2013）享年九十四岁，浙江义乌人。金老师完全是由浙江大学自己培养（未经外校和出国进修）的纯粹“本土”学者。他一贯喜欢闭门读书、思考、写作，或去图书馆阅览，心不旁骛。他讲究多思巧学、契而不舍、持之以恒，故很早就有论文、专著问世，并且主动积极向苏联学术刊物投稿并被刊登，因有创见而蜚声国内外。1956年暑我毕业留校任化学系助教，原本系务会议决定每位助教各有一位指导教师，而我比较特殊，系主任和系秘书通知我，周洵鈞和金松寿两位老师都是我的指导教师，其顺序是先到有机化学教研室在周老师指导下工作二 三年，然后再到物理化学教研室在金老师指导下工作。故而就有1957年初，当一位著名的苏联物理化学专家专程来杭州访问金松寿老师时，金老师特地指定我陪同他一起参加接待和座谈，为此我深感荣幸记忆深刻。1958年我离校调到杭州市化工研究所搞科研工作，文革期间我在余杭良渚化肥厂进行用氨、一氧化碳和石灰为原料代替电石合成白色氰氨化钙的流化床中间试验，遇到化学工程动力学方面的问题，由浙大化工系校友、杭州市化工局张承炎副局长出面，邀请到谭天恩、陈甘棠和金老师等学者专家到现场会诊，听取了他们十分中肯的建议。
金老师一家在搬到浙大西溪校区启真名苑新居前，曾有几年住在浙大御跸社区杭大宿舍过渡，与我家临近，我常去看望。他把思考问题的条幅贴满四壁，中心意思是他要把一生所学的知识、人类的各门学科，加以融会贯通，这确实是个难解的哲学课题，由此说明九十高龄的金老师创造性思维仍十分活跃。2013年5月24日金老师逝世，31日举行告别会，得到各方学界吊唁，对他一生学术成就评价“至巨至伟”，二子（金观涛、金观源）受到家传教育熏陶，学业有成，都是当代所在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金老师孜孜不倦、钻研终身，勇于创新、敢于向诺贝尔奖挑战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三位老师都是毕生服务教育事业，专业精良，人品高洁，热心公益，行为端庄，生活俭朴无不良嗜好；而王老师厚德载物的仁者形象，周老师锐意进取的智者风貌，金老师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勇者品格，各具特色，均堪为后生典范，是我们薪火传承的精神宝库。
师恩永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