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锋校友，老浙大62级本科生，2012年底设立化学系南京姚江贸易有限公司助学金，每年捐赠10万元帮助化学系家庭贫困的学子顺利完成学业并健康成长）
我是六二年进浙大化学系学习的，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只招了十三、四万大学生。化学系原先招了35人，后来工程物理系撤消，划过来15人，50个同学重组成二个班。那时楊士林先生是系主任，不久他去英国做访问学者了，化学系由化工系托管，系主任是周春暉，黄固任党委书记。困难时期饿死许多人的惨痛教训使社会上的极左思潮有所收敛，六二届是解放后第一次招收新生不问其家庭出身的，我的同学中有兄弟在台湾，还有同学的父亲当过国民党执政时的县长，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一年级都住在文一街二分部。大学生统一的伙食弗是每月十一元五角，后来邓小平给加到十三元五角。每月定粮32斤，当时油水少，男同学吃不饱，上完二节课常有人急急忙忙上文二街去买油饼充饥（要粮票）。
由于极左思潮收敛了，校风学风大大改善，同学们意气风发，学得很努力，老师们施展抱负，教得也很认真，六二届学生的成绩大多都很好，我们二个班出类拔萃的有余乃言、趙锦萱、郑炳乾、湯建华、叶鸿伟等，又如莫若蕙、沈剑韵、趙群等一、二十个同学，除了体育，门门功课5分。
很惭愧，我的成绩远不及这些同学，报告单上，除了体育五分，一般都是三分四分。高中毕业考时，班里出了作弊事件，身为团支书的我没有及时制止受到严厉批评，思想负担很大，曰复一日夜不成眠，进大学后不久就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头痛难忍，只好辞了团支书（董惠忠接任，胡晔是班长），过起了半休学的生活。一年级的主课是无机化学，陈克老师主讲，朱远黛老师辅导，我上课时强打精神认真听讲做笔记，课后逛街散步养病，从不复习做作业，平时考试全是2分，现在想想还常觉得对不起二位老师 。临近大考知道再考不及格就要畄级，只好振作精神突击复习，碰巧，第一学期考了第二名（韩伟明第一），第二学期老师说我第一个做出了考卷中较难的计算题，勉强升了级。二年级的主课是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朱帼瑛老师和柯桂华老师都教得很好。我的神经衰弱远未痊愈，不常复习做作业，学习受影响。对有机化学最记忆犹新的是开卷大考，真考得大汗淋漓。我这个人还有个弱点：动手能力差，做亊缺乏条理，做分析化学实验时，不是倒翻了称量瓶就是摔断了移液管，心里好羞愧，我深深地感激施荫玉老师，她总是宽容学生的过失，并谆谆诱导。物理化学是严文兴老师和韩世钧老师教的，我也学得不怎么好，但正是物理化学使我第一次享受了回报国家培养的喜悦。进厂工作后，领导让我带队去云南觧化合成气車间培训，该车间的老大难是开車时超温烧触媒，明明配气组成的最高燃烧温度是900度左右，一开车投 常超过1400度。一炉镍触媒十几万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个大数字，車间主任差点因此进牢监。培训期间我适逢开车，配气计量正确无误，一投料眼睁睁看着触媒超温到1400度，真出乎预料。耐闷中我想起了气态方程中容器在不同压力下贮存的气量不同，开车时压力波动引起实际进转化炉气体配比变化，导致了超温。听了我的分析，車间领导立即規范了投料操作，转化炉从此再不超温。
如果问我作为一个浙大毕业生，年过70，在学术上有什么遗憾？我认为，如果我不患神経衰弱，基础课（特别是数学）学得好些；社会政治不那么动蕩，毕业后能到合适的科研单位（例如生物化学）工作，我也许在科技上小有作为。我这个人的脑袋虽然迟钝不灵敏，但一旦入门，能从最本质处着眼思攷，比一般人理解得深，思攷得透，碰到重大问题时，我会没日没夜地思索，止都止不住，这种思维特点往往使我对亊物规律的认识飞跃到一般人达不到的高度、深度。不过，没日没夜地盘旋着一个问题也很伤身体。
那时，浙大是五年制。进大四不久，我们就统统到慈溪去参加“四清”运动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此，专心读书学习的大学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我读大学时的一个重大亊件是文化革命，我虽是个学生干部，但思想不保守、不僵化。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亊是文革初期在浙大率先写大字报反对“血统论”。文革初期，谭力夫等人抛出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的血统论，把地主资本家出身和解放前父母干过公职的子女统统貶斥为“狗崽子”、“兔崽子”，猖獗一时。六六年九月，我与余乃言、叶鸿伟到西安、兰州、呼和浩特、北京兜了一圈，十月一曰受毛泽东检阅后回到杭州。当时，浙大校园内正热衷于批斗“狗崽子”、“兔崽子”。一回到校内，就有风吹过来：要站稳阶级立場。十月十四日，全校在大操场开辯论会，姚荫瑜老师上台讲话，非要她报家庭成分，形成严重的衝突。诸如此类我很不赞同，辯论会结束后，我苦思冥想整整二天二夜，十六号在校门口贴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的大字报。当时在浙大校园内，已有诸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马克思语）”之类的反血统论大标语，但把血统论贬斥为反动路线，毫不含糊地批判的署名大字报还很罕见。大字报说出了不少受压同学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自然爱看。本以为这张大字报会被围攻，还担心象反右时那样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幸好这些都没有发生。一位老领导说得对：韩锋太不善保护自己。
文革中期，浙大主要是“总指”派与“红暴会”的争斗，我不擅长组织，对争权夺位也没有兴趣，着实逍遥了一段时间。再次冲上第一线是在“红暴会”失势之后，当时，我赞同“赤卫01”观点，主张“总指”与“红暴会”大联合，反对一派专权。最志同道合的有数力系的洪祖炎、红暴造反联络站的卷刃等。我这人大亊干不来，小事又不愿做，反血统论后再没写过大字报，这时候又写了一、二张。 文革中，我发觉部分中国人的人性有点可悲：为显示自己的高贵和才干，一旦得势，总想欺压对方，把自己的得意建筑在对方的受压、屈侮之上。这种人性真要不得。
文革期间，我最应感谢的人是南萍，不管历史对他如何评价。是他在我被绑架时下令救了我。六六年底，我与浙大、杭大一些同学回老家余姚参加文革运动，在人民医院听人介绍情况时在一张纸上不连贯也不成直线的写下了：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 国民党。反对派以书写反动词句罪将我扭送看守所，“韩锋亊件”搞得臭名远扬。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回到浙大，参加了“总指”派。六七年七月，全国刮起了武斗风，一天，一位“总指”负责人发给我一根棍子，说是明天要和“红暴”派干一仗。我对这种武斗大惑不解，立即买了一张车票回老家了。7月20号，我正在生产队田里揷秧，听说余姚镇发生武斗死了不少人，感到不安全，想从马渚乘车回学校，不想半途被人指认，遭绑架后丢进了梁辉山區的番薯洞。听说我被绑架，我祖母迈着小脚到浙大求救，“总指”派的人为我奔走呼号，消息传到时任省军管会主任的南萍那里，他下令宁波军分區派人救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屍。当我近几年知道这个营救过程时，南萍己经故去，也不知道他安葬在哪里，连鞠躬致敬都办不到。衷心祝愿他的家人幸福安康！我也感谢原“总指”派为营救我奔走呼号的人，若有谁能告诉我营救经过和奔走呼号者的名字，不胜感谢！
我自幼生长在农村，未滿周岁，父亲患肺结核永远地走了。自我八岁背起书包，母亲就去上海当保姆供我读书，开始时月工资只三、四元钱，后来逐渐加到十几元。为省钱，她极少回余姚老家，我的暑假寒假一般都是在祖母那里过的。只有1960年春节，全国大饥荒，乡下实在没吃的，才跑到上海与母亲一起过春节。当保姆本来是吃住在东家的，母亲为了多几元钱供儿子读书，请东家付饭弗，吃饭自理，用最廉价的咸大头菜下饭。毎天十几小时的家务劳动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终于把她压垮了，我读大三时她才四十岁，终因患白血病去世了。听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当时的辅导员胡毓群马上把我的助学金提到最高。我感谢领导的关心爱护，也感激国家的培养。退休后，我办了个小公司，从2012年起开始资助化学系一些经济有困难的同学。我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帮不了多少人，我只是希望受资助的同学能集中精力学习，学有所成，只是不希望他们的父母象我母亲那样为培养儿女不但付出艰辛，还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曾因助人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专题报道过我的文章题目是“一个苦孩子的报恩路”，虽然它是负靣新闻，但我的报恩路还会走下去。助学，是报国家、人民培养之恩。我父母双亡，又没有兄弟姐妹，对于曾经关心爱护过我的亲戚、老师、领导也尤其感激。
由于文革，我们的毕业分配延迟了一年多。我原来分配在西宁光明化工厂，生产重水。分配后与所有分配到化工部直属企业的同学一起，先到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場“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劳动了一年半，临结束时，化工部照顾夫妻关系把我调到淮南化肥厂。八七年，又得到淮南宋长汉巿长和同学趙锦萱的帮助，调到南京揚子石化公司。我永远感谢锦萱同学的帮助。 作者：韩锋（62级校友） 2015年4月11日